“现在该是您得胜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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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抗击“非典”的“下半场”，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新华社记者 许雪毅/图）

编者按：尽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拐点尚未到来，但各项相关数据已经出现积极变化。2020年2月16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在视频会上说：“武汉是决战之地，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不是松松垮垮打持久战。”2002年底出现的“非典”疫情持续了半年左右，抗击“非典”的科研医务人员和集中救治模式，都在帮助抗击2020年的新疫情。2003年抗击“非典”的“下半场”，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2003年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发布信息：“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此前五天，官方披露的北京“非典”确诊病例只有37例。新公布的数字引发震惊的同时，直播电视屏幕上打出滚动字幕：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这场发布会成为2003年“非典”疫情的分水岭，抗击“非典”正式进入下半场。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生刘哲伟听到学校公布第一例非典病例；这一天，感染“非典”的内蒙古胸科医院一线年轻护士赵青云恍然睡醒，感叹自己“居然没有死”。随着日后小汤山医院的建成，全国医护人员抽调进京，这场“战役”接近尾声时，“非典”患者李朝东出院，迎来了他意想不到的生活。

2013年的纪录片《非典十年祭》在2020年重新受到关注，该片梳理了“非典”起源、发展、决胜、后续的全过程。 （资料图/图）

“我们或许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

2003年初“非典”暴发后，全国高校照常开学。随着疫情的发展，惯常的校园生活骤然改变。

北京师范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刘哲伟是其中的亲历者。2003年4月20日，北师大公布了第一例本校学生“非典”病例。当晚，刘哲伟的室友或是酝酿回家的计划，或是计划去买口罩，还有一位过去从来不量体温，这天晚上量了两次。第二天，两百多名北师大学生离校，刘哲伟选择留守，并开始在天涯论坛连载《一个大学生的“非典”日记》。

4月21日，刘哲伟去食堂吃饭时发现，学校里一夜之间多了许多口罩一族。但他还是很淡定，坚决不戴，甚至嘲笑买口罩的室友“太傻了”。在学校图书馆上网时，刘哲伟打了一个喷嚏，旁边的女生瞬间移开几公分。看到这夸张的神情，刘哲伟故意又咳嗽了一下，那个女生吓得当场走人。就在刘哲伟抱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时，很多同学开始整箱整箱往宿舍扛方便面，大家进入了“备战备荒”的状态。

此时，学校发布通知，希望同学们把饭带回宿舍吃，食堂里的人少了很多。已经中断了几天的中药供给恢复了，教室、宿舍开始凭证出入。刘哲伟意识到，学校对“非典”越来越重视了。

4月22日，刘哲伟看到信息，北京一天之内新增109例“非典”病例，占全国新增病例总数的80%以上。刘哲伟和他的室友们终于坐不住了，开始打扫宿舍。桌上的一堆瓜子壳中，居然爬过一条条叫不出名字的小虫。三天后，生物学院的学生贴出海报，指出大家在搞宿舍大扫除的时候，把所有垃圾堆在楼道。饭带回宿舍吃，残羹剩饭倒在水房，臭不可闻，男生们便后不冲水的老毛病也没有改变，注意了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却更加脏乱。刘哲伟在日记里反思：“我们天天担惊受怕躲着非典，却又在不知不觉中为非典的传播创造着环境。”

一直对戴口罩嗤之以鼻的刘哲伟终于在4月23日第一次戴上口罩。但戴归戴，刘哲伟对于戴口罩抱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敷衍态度。过了一个星期，刘哲伟发现，校园里的口罩族已经减少到十分之一左右。4月27日，北师大宣布于次日起全面封校。食堂按照宿舍楼进行分配，澡堂也实施了配给制，每周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洗两次。学生们原本已经放松的神经再度绷紧。

为提高免疫力，校园里兴起了户外锻炼的热潮。过去只有晚上开放的东操场已经全天候开放，过了六点，挤满了上免费健美操课的学生。而作为体育系自留地的西操场也可以自由进出，涌来一群上免费跆拳道训练课的学生。刘哲伟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组漫画，大意是年轻的时候用身体换财富，年老的时候又用财富换身体。他在日记里写道：“或许经过‘非典’，我们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

4月30日是刘哲伟的生日，大家无法出门下馆子，娱乐活动也被禁止，于是就在宿舍里“精神会餐”——口头描绘红烧肘子、清蒸石斑鱼、三文鱼刺身、开水白菜等美味佳肴。有人想吃野味，被其他室友一顿猛捶，说“非典”就是吃野味吃出来的，于是改成北京烤鸭。这天晚上，刘哲伟和室友们打CS打到凌晨两点。

5月1日，刘哲伟从对外经贸大学的官网看到，00级本科生于薇因“非典”病故，这是他从官方渠道听到的第一位因为“非典”去世的大学生。于薇的死，给了刘哲伟深深的震撼，也第一次让他感觉到了“非典”带来的无助和绝望。刘哲伟5月2日的日记下的网友跟帖，也因此弥漫沉重的气氛。

绷紧、放松、又绷紧，“非典”时期的心情总像这样周而复始。在那个季节，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成为大学生的流行读物。在5月2日的日记里，刘哲伟摘了一句书中的话送给自己：勇敢些，现在该是您得胜的时候了！

典十年祭》在2020年重新受到关注，豆瓣评分高达9.4。图为纪录片截屏。 （资料图/图）

在病床上摸索经验

2003年4月4日，毕业工作才两年的护士赵静被院长叫去，说内蒙古胸科医院建了“非典”病房，问她乐不乐意来这个科室。21岁的赵静没想到自己突然要上前线了，尽管她对“非典”早有耳闻，但一直觉得自己离得很远。受到医院召唤的还有赵青云，她和赵静曾是内蒙古卫生学校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又做了同事。交情很好的两人颇有默契，当天都上了前线。

像赵静赵青云这样增援前线的年轻医务人员还有很多。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医院开始建立“非典”病房，加大医疗人员的投入。抗击“非典”进入下半场的决胜阶段。

从上前线这天起，赵静和赵青云在日记中记录每天的工作和见闻。5月12日国际护士节这天，《内蒙古晨报》连载了她们的日记。

2003年4月4日，四位“非典”患者住进内蒙古胸科医院的“非典”病房。赵青云和赵静还没接受针对“非典”的防护培训，就匆匆投入工作。

繁重的救治任务，很快让整个医护团队处于过劳状态。长时间用紫外线照射消毒，使得医护人员普遍头晕、眼睛干涩刺痛、总想流泪。院长忙得无暇治疗脚伤，导致一条腿淋巴结肿大，无法行走。

一边是不堪负荷的日夜颠倒，一边是愈加沉重的心理负担。对于新发病症“非典”的治疗，没有经验可以参照，整个医护团队都在共同探索。赵青云看到前几天还精神不错的病人，没过几天就濒临死亡。病例也越来越多，由于病房的紧缺和实际情况的需要，外一科也腾出来救援，并且增加了人力。赵青云一度感到茫然：何时是个头？

就在这时，由于前期缺乏防护加上过度疲劳，赵静和赵青云先后出现了高烧不退、全身乏力的症状。4月18日下午，两人拍了CT，被诊断为“非典”。

4月19日，救护车把赵青云和赵静从内蒙古胸科医院送到内蒙古医院，她们的身份也从抗击“非典”的护士变成了接受治疗的“非典”病人。两位姑娘压力很大，赵青云甚至觉得一路上人们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

从4月18日到25日，赵静病情严重，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写日记。4月25日，赵静母亲打来电话，她听说女儿工作的医院已经改为治疗“非典”的医院。交谈中，赵静向母亲隐瞒自己的病情，同样是护士的母亲鼓舞她：“我现在把你们都养大了，没有负担了，该上就上，看看咱们家一老一小谁干得好。”

住院期间，赵青云和赵静得到消息，奋斗在危重病人治疗一线的同事樊大夫也感染了。在病床上，她们开始总结摸索治疗、护理、防护的方案和经验，反思之前的防护为什么会失败。同学给赵静打来电话，由于抗击疫情的需要，她们也都相继走上一线。

赵青云和赵静住院十天后，她们的症状奇迹般消失了。5月6日走出病房时，大夫、护士长与赵静、赵青云相拥在一起。就在此前一天，全军和武警部队紧急抽调的1200名医务人员在全国抗击“非典”的主战场——北京小汤山医院集结完毕。5月22日之后，赵静、赵青云重新投入抗非一线。

时隔十七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2020年1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党委决定成立“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第一梯队临时党支部”，赵青云再次请缨，加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队伍。

2003年抗击过“非典”的内蒙古护士赵青云，2020年请缨加入抗击新冠病毒的医疗队。图为赵青云2003年4月4日的“非典”日记。 （资料图/图）

“非典”后遗症

离开医院的那一刻，“非典”患者李朝东觉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回归生活，他感到一切都变了。李朝东一进公共厕所，如厕的老街坊“全跑了”；来到小卖部，老板立刻挥挥手说：“走走走，不卖你东西。”李朝东出院后身无分文，单位同事却一直不让他来报销。李朝东托儿子帮自己去报销，同事抱怨着戴上手套，让李朝东的儿子把发票搁在窗台上“先晒会儿”。

歧视也来自李朝东的家人。他在纪录片《非典十年祭》中回忆，他出院回到家，母亲不让他进她的卧室。李朝东在纪录片《非典十年·被遗忘的时光》中回忆，自己出院后，他姐姐整整十年没有让他进过家门。逢年过节，姐姐就把他叫到一个地方，给些钱，然后离开。

2003年3月，北京市民李朝东陪母亲去医院看病时感染上“非典”。当时他甚至从未听说过这种病。于是，在没有被隔离的情况下，李朝东传染了包括自己家人在内一共八十多人，成为名噪一时的“毒王”。

“毒王”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的两篇新闻报道中，随后成为高频词。4月23日，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文章《提倡关爱反对污名》，反对媒体将“非典”患者周某称为“毒王”，认为“决不应把‘非典’造成的灾难归咎到任何病人身上，决不应该歧视病人”，“作为主流媒体，尤其要承担责任，不要营造污名效应”。

当抗击“非典”进入下半场，越来越多感染者康复出院时，伴随他们的歧视并没有因为康复而消失，甚至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就连参加抗击“非典”的医生也不能幸免，一位女医生在前线感染“非典”，康复后，她的儿子仍因她的病史被学校停学。

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时任《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在一线工作。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男孩全家都感染了“非典”，他父母不治去世，他成了孤儿。男孩出院这天，贺延光来拍照，他建议男孩用口罩遮住半张脸：“因为这个社会太复杂了，你染上这个病，有的人会同情，有的人害怕，要离你很远。”

2003年6月13日，抗击“非典”几近尾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不要歧视“非典”康复者》的报道。文中提到解放军302医院对“非典”康复者的跟踪随访，随访发现部分患者出院后依然过着被社会“隔离”的生活；有些患者康复出院后，就被人像躲“瘟神”一样避之不及。

对“非典”患者进行经济补贴，并报销“非典”主要后遗症治疗费用。图为“非典”后遗症患者李朝东。 （资料图/图）

对李朝东来说，承受被歧视的精神苦痛时，还要忍受后遗症带来的折磨。据多家媒体报道，治疗过程中过度使用激素是导致部分“非典”患者出现后遗症的重要原因，这些后遗症包括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和身体重度残疾。李朝东面临着新的经济负担——官方只报销他后遗症的治疗费用，不报销护理费用，而重症监护室的护理费极其昂贵。李朝东的妻子鲍保琴也是“非典”后遗症患者。两人负担不起护理费，只能轮流住院。

北京市登记在册的中重度“非典”后遗症患者超过350人。他们的诉求在2008年得到回应。官方颁布了两份文件，宣布对患者进行经济补贴，每年补贴失业者8000元，有工作者4000元。同时宣布报销“非典”主要后遗症治疗费用，适用病症为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和抑郁症。

“非典”暴发十年后，多家媒体回访北京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发现他们每天忙着看病、争取权益、接受媒体采访。病友们也偶尔相聚，互相鼓励和安慰。

（文中刘哲伟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沈河西